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营造喜迎党的二十大浓厚氛围，我院开设《回望》专栏，通过回顾历史，谨记“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抢抓机遇、应对挑战、破解难题，扎实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共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召开的，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九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严重极“左”，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错误纲领、方针、政策给予了全面肯定，使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继续发展下去。
九大前的国内国际形势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我国经济上盲目冒进，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60年代初不得不采取符合经济规律的调整政策。但在中央内部，对此出现了分歧。毛泽东担心经济调整中出现的诸如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等经济手段会产生资本主义。这时的国际形势也是风云际会，对我国的威胁加剧，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发生的情况对中国的震动很大。怎样才能在中国不至于出现苏联式的问题，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毛泽东最担忧的。
毛泽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基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他把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看成是搞修正主义、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必须发动群众加以批判、打倒，最终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从国际上看，从1962年开始，中国周边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如1962年发生了台湾企图袭扰大陆沿海事件、中印边界军事冲突以及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另外，美国已经介入越南战争，中苏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军事冲突可能性增加。鉴于此，党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趋于严重化。1969年3月2日，离九大开幕不到一个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大政治报告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
九大的召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预备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
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旨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和历史的论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反而肯定了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恰恰把党在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许多正确的思想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九大的历史影响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包括了林彪、叶群、江青、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2人。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为了夺取更高的权力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此大环境下召开的中共九大，不可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
